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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临界点上的产业 ——与企业家、专家、学者畅聊中国软件外包

主持人/本刊记者

编者按:以软件外包为代表的服务外包产业近两年在中国迅速升温,这一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得上是恰逢其时,顺应潮流。产业转型、节能减排、解决就业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服务外包产业中都可以找到令人满意甚至是喜悦的答案。

服务外包是经济全球化与现代技术应用共同发展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其前景的广阔甚至连业内专家都不敢轻易估量,而软件外包作为服务外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其规模已经迈过了十亿美元关口,这也被业内认为是产业发展的起飞临界点。

不论目前还有怎样的争论,软件外包业确实已经成为中国软件产业中最活跃、最贴近国际市场、成长最迅速、也最受资本青睐的行业。它就象一株植物中最具生长性的尖端一样,将为未来中国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中国软件外包目前面临着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未来发展的走向如何?我们请几位业内人士就此进行了探讨。为了能听到更广泛地意见,我们选择的几位专家分别来自企业,认证、教育和咨询机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着当前中国软件外包业的发展。我们希望他们的意见能对这个产业的发展有所启发和帮助。

记者:请您谈谈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现状的看法?

齐鲁软件园主任助理孟林

孟林:近年来以ITO、BPO为主要形式的服务外包产业在国际上发展迅猛,成为引人关注的新兴产业。服务外包产业节能环保的产业特性,是可以创造绿色GDP的智能型经济,对于中国而言,服务外包的发展与中国已建立的制造业优势必将相得益彰,成为推动国民经济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双引擎,这符合中国产业发展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在创造相同产值的情况下,服务业的单位能耗只相当于制造业的10-20%,这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服务和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促使这一产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目前来看其市场前景、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东南融通集团副总裁严隽珏

严隽珏: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目前呈高速发展的态势,而且未来仍存在着巨大发展空间,对此业内企业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根据一些分析报告,我认为今后五年,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还会以30%以上的年均增速继续增长。软件和服务外包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发展趋势,不论对于印度、爱尔兰、还是中国,这一产业的未来空间都非常大,产业的前景被大家一致看好。

与2000年时的软件外包相比,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现在正不断向纵深发展,随着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加快,中国企业开始直接面对印度等国家外包企业进行竞争,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企业的管理能力,经营水平、人才技术、沟通技巧都需要不断提升。

福建富士通信息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林

杨林: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全球转移之后,服务业的全球转移成为新的浪潮。“离岸外包”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点,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出现在中国企业面前。

从转移服务业的跨国公司角度看,我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还面临竞争力方面的重大挑战。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具有的一些竞争优势,如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源优势,在跨国公司看来可能并不存在。而一些对形成服务业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和流程组织管理,中国的重视还很不够。但是,中国在初级人才、基础设施、成本、国内市场、外商投资等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基础设施为例,中国拥有世界级的电信基础设施,可实现99.98%的网络连接率,能够为主要软件基地提供稳定、不间断的双电源供电。超过30个城市拥有国际机场以及国际直达航班,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彭壮壮

彭壮壮: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支持,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外包产业的发展。中国拥有发展服务发包的各种有利因素:首先,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需求,很多产业(如电信、家电、汽车和航天)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基础,这些产业的发展会带来研发外包和部分业务外包,特别是一些针对本土市场的研发;其次,中国不断深入的信息化建设,得到包括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投入;第三是资本力量的深度参与,我们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进入这一领域,巨大的资本总量可以产生惊人的推动力。另外,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对中国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跨国企业从分散外包业务风险的角度出发,也希望将部分外包业务转移至中国。

以印度的经验来看,其软件外包产业从起步到1997年收入达到十亿美元,他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其后印度软件外包产业开始起飞,2003年外包产业收入达到一百亿美元,2007年达到四百亿美元。中国在2006年软件外包的收入超过了十亿美元,目前正从十亿级规模向百亿级规模迈进。相信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会与印度有相同的增长曲线。

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院长陈传波

陈传波:中国软件外包的现状是既充满希望又面临挑战。目前软件外包成长性很好,国外软件市场有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国外的软件外包企业也在逐渐向中国进军,这势必将带动和改变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中国软件企业在管理、技术、理念、以及从业人员素质方面的提高。中国软件企业也在向规模化的方向发展,人才教育和培养在逐步跟进,势头在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将不是一帆风顺的,软件企业将面临重新洗牌,包括兼并、破产等事件都会发生。中国软件面临挑战的原因是系统性的问题,包括人才结构和人才素质问题、科学管理问题、用人规则问题、企业管理人员素质问题、语言沟通问题、产业行规问题、资金问题、政府管理与指导问题、教育问题等等。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信息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王新杰

王新杰:在市场、政府相关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目前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呈现较快的发展趋势。全国各地软件园、高新区、科技园纷纷推出鼓励和促进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吸引软件外包企业入园。为了引进软件外包企业入驻各地方政府竞争激烈,甚至有些无序竞争的情况出现。

安徽科大恒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广德

许广德: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目前还处在战国时代,英雄辈出,但是有规模、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企业、团队还不多。

中国外包行业整体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公司内管理水平较低,业务水平低,多数外包工作都集中在详细设计到内部结合测试阶段,周期短,项目控制难度大,利润空间小。公司间竞争层次低,低价格竞争仍然为竞争主要手段。

尽管现在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兼并以及建立企业联盟扩大企业集团规模,但行业联盟、行业秩序还没有形成,在国际上还缺乏竞争力。这种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记者:近年来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有较大发展,但与领先国家(印度、爱尔兰)相比还有差距,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对此您有何建议?

孟林:谈到中国软件外包与领先国家(主要是印度)的差距,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印度软件外包起步早,印度软件外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因此在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较早,其早期培养的大批IT人才很多外流至美国,后来又带着大批软件外包项目回流到印度;二是印度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印度软件工程师的英语能力使他们可与欧美发包商进行无障碍交流;三是在知识产权和隐私保护方面,印度的法律环境也更为成熟。

中国发展软件外包的优势在于:可以依托发达的制造业来发展软件外包产业,目前很多跨国企业的生产中心都放在中国,随着发展的需要,以后他们的研发中心也会逐渐来到中国。中国在软件人才培养正快速赶上,同时中国有巨大的发展纵深,二、三线城市能够长期为外包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务环境,这些都是中国发展软件外包产业的优势。

严隽珏:印度软件外包比中国早起步大约十年,领先优势明显。无论从企业规模人才能力还是收入水平,以及收入的绝对增长方面印度企业都远高于中国。由于企业规模、人才数量和技术水平的不足,目前中国企业在外包项目接单能力上还存在差距,国外发包商也不敢直接把一些大型项目交给中国外包企业来做。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企业的差距根本上是人才的差距,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以及能力提升都离不开人才。现在国内的教育体制还存在问题,人才教育和企业需求之间脱节。因此短期内,解决人才问题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培训,我在印度参观时,印度企业人才培训的规模、课程设置的丰富实用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认为,现在哪家中国企业人才培训的问题解决的好,未来哪家企业就更有发展潜力。

杨林:一、印度等国的大企业已形成规模效应,从最前端的发包,到后端的人才,已经形成完整的生态链,中国企业则由于生态链还不完整,尚无法实现大幅扩张。二、传统的中国企业是不会做市场营销的企业,企业并没有实现全球化,东西做得好却不懂得如何对外进行宣传。三、从软件企业构成来看,国内软件企业数量虽多,但大部分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追求短期利益的功利趋向十分明显:面对具有明显市场机遇的产品往往蜂拥而上,而对开发或市场开拓有难度的产品则退避三舍。这导致许多企业集中在比较明朗但却相对狭窄的市场中竞争。由此造成产品种类单一,低水平竞争和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这种困境无疑将使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变弱,更无法实现软件工程化生产,导致企业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四、中国软件外包缺乏优秀的软件人才和软件架构师。在人才结构上,我国信息技术人才的总体结构分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不合理的橄榄形分布,即软件高端人才和低端人才短缺。这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国IT产业和信息化建设发展的瓶颈。五、中国企业严重缺乏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即使对于日本外包,由于缺乏市场开拓能力,也只能从日本集成商手中接单,使得对日外包以最低层的代码工作为主。另外,交流能力是妨碍市场开拓的主要原因。交流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思维方式和管理习惯上。交流能力差造成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偏差。

外包服务企业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业务优势、目标客户,并培养与此相适应的人才队伍和管理体系(包括项目管理体系、风险控制体系、网络信息安全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相当重要。世界是平的,服务是更容易进行分工的。服务行业的产业链中,每个企业都是其中的一环。如何和上环或下环的企业同荣共生,如何与相关企业进行产业结盟,如何通过不同企业的有效组合来形成服务外包全价值链的最强体,这就需要企业真正重视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形成全价值链的产业集群。

彭壮壮:我认为中国与世界服务外包领先国家的差距,应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角度来进行观察,毕竟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要比印度等国家晚起步近十年时间。目前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语言能力、企业规模和品牌、中高端人才、项目管理能力以及大项目经验等方面。另外,中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个人数据隐私方面的法律也不够完善,这也让一些欧美国家的发包商有所顾虑。

陈传波:我认为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语言与沟通能力,英语是爱尔兰和印度的官方语言,因此在商业沟通方面他们占有明显的优势。

二是创新与工程能力,这两个国家在软件外包方面起步早,经过多年的实践,他们形成了很强的技术能力。曾有一家公司对两组软件工程师进行测试,一组来自印度,一组来自中国。测试结果是印度人编出来的程序是完全一样的,中国人编出来的程序是各不相同的。这说明印度技术人员的软件工程化观念很强。这对大型软件外包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资金问题,中国软件企业基本上属于民营企业,在发展阶段需要资金支持。我们软件企业多数属于中小企业,绝大部分处于生存阶段,远远还谈不上发展,因此在长远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四是管理问题,中国企业还处于生存阶段,而别人则处于发展阶段。本身我们就要学习别人大兵团作战的管理经验,由于是生存阶段,要考虑的问题本身就比别人复杂得多,所以管理难度大是不言而喻的。

五是人才问题,人才是软件企业最重要的资产,软件公司的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人才上,这包括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营销人才等。人才的国际化是软件外包中最重要的方面。我们每年有几十人到日本和其它国家工作,海外企业将沟通能力放在首位,将技术能力放在第二位,显然在国际化沟通能力上我们的人才有较大差距。

我们的优势: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软件生产成本低廉是最大的优势,哪怕和印度比在软件成本上我们也占有很大的优势。二是制造业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印度和爱尔兰不可比拟的优势。三是虽然我们在人才素质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人才相比较还是要勤奋的多,学习能力也很强,敢于创新的精神也占有优势。四是我们国家在决策机制和效率、政府支持等方面也占有优势。

王新杰:个人认为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产业链还不够健全;二是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所处的软环境还不够好,如行业协会、政府服务等。我的建议是:积极发展软环境建设,不断完善软件外包产业链。

许广德:主要是时间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必然会减小。建议企业不能急于求成,要练好内功。虽然印度、爱尔兰占有先入为主、语言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扩大。但从长远看,这种优势会渐渐消失,这是必然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最终会在这个行业显现出来。

记者:对于多数中国软件企业,人才已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解决人才问题?

孟林:现在对于200到500人的中等规模软件企业,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太高,二线城市的吸引力加大,包括很多大公司都开始把软件开发基地向二线城市转移。

在济南为了解决企业人才供应问题,从2001年开始开展校企合作,20余所当地高校开设了软件人才特色班,这些学校根据企业的需求调整课程,并增加有针对性的项目实训,大大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果。另外很多企业也自办了人才定制班,针对企业所需进行人才订单式培养,目前济南软件企业的基础性人才供应已得到解决。

企业中所需的中高端人才一般需要较长时间的实际工作磨炼,更多要依靠企业进行定向培养。齐鲁软件园也努力尝试一些其它解决方案,如在对日软件外包方向聘请日本的退休工程技术人员和在日本工作的山东人来济南工作,政府对这种行为给予适当的补贴。这种方式解了很多企业的燃眉之急,国家工信部对此评价很高,已决定将齐鲁软件园命名为“中日IT桥梁工程师交流示范基地”。

严隽珏:解决企业的人才问题我认为企业、人才和社会三方面都应该发挥作用:第一,企业要立足长远不能急功近利,要肯为人才培训进行投入;第二,技术人员对企业要有合理的期望和要求,如果技术人员为了追求更好的薪酬待遇不断跳槽,这一方面影响了企业对人才培养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企业的人力成本,其实对技术人员自身发展也未必有利;第三,依靠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近年来,特别是通过举办奥运会,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使我们在观念、社会价值、语言能力、文化沟通方面都更快的与国际接轨,这些也会对中国软件外包人才素质的整体提高带来帮助。 

杨林:软件业需要人才。人才有管理人才,有领导人才,有技术人才,有市场人才,这方方面面的人才,都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培养、引进,以及想办法留住这些人才。这也需要我们营造大的环境。在这几方面人才中,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企业的领军人物。设想如果企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市场人才都已经国际化,而企业领导者还不是国际化的,如何去领导企业?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企业的领军人才首先要国际化,首先要提升自己。

彭壮壮:据调查,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500万的大学毕业生,其中100万是计算机软件或相关专业的学生,初级人才的供给量应该说是相当大的。但中国大学生的企业岗位适配度很低,一般在5-10%左右,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政府应扮演整合资源、协调各方的角色,特别是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应该调整现有人才培养体制,从课程设置上配合企业需求,为人才培养提供补贴,并让企业提供更多人才实训的机会。

从长期看,中国需要进一步进行教育体系改革,推动产学研的结合,教学与企业需求更紧密的结合,这样初级人才的供给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高级人才是目前中国企业最紧缺的,高级人才不仅需要好的薪资待遇更需要发展机会,有时后者对于他们更重要。中国的大型领军企业应该在吸引全球高级人才方面发挥作用。中国企业也要建立系统性的人才培养、激励和保留机制,这正是印度企业目前在做的。

陈传波:人才对于软件企业来说的确是发展的瓶颈问题。不仅是人才短缺,而且在人才结构、人才综合质量上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复杂,我着重谈谈解决人才问题的一些想法。

人才培养问题:传统的教育模式要做些改革,尽量给予教育机构更多的课程设置自主权,让他们面向市场、面向企业去培养人才。减少全国性的教育评估活动,这种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指挥棒,大家去按照这种指挥棒转,使得全国大学成为了一个模式,没有了自己的个性,不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个性的发展。实践活动要加强。这一点软件学院做得比较好,尽量使学生动手能力和企业需求无缝接轨。要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和训练,我们要在国家、媒体、用人单位、评价机构上统一到共同的人才价值体系上来。

另一方面,我们要鼓励社会培训机构的人才培训工作,它是国民教育体系人才培养的补充,但是也要规范社会培训机构,有约束有监督才行。

中国软件企业在人才使用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主要是企业规模小,处于发展阶段的原因。企业应该在人才使用上有长远眼光和计划,企业也有培养人才的义务。新人一般看重两点:一是企业给的待遇,二是新人的发展空间。就我的了解很多人更看重发展空间。因此企业要在人才的发展空间上做更多考虑。

软件企业应该思考不要让技术人员做他做不了的事情,否则人才就会有持续性的压力,持续性压力的结果就是跳槽。企业要创造一种和谐共生的环境,技术人才需要温暖,需要更宽松的环境。在无持续性压力、和谐共生的环境下,技术人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王新杰:在软件人才问题上,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一是政府引导,加强软件外包产业需要的职业人才教育,让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分流到软件职业教育上来。二是市场引导,让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分流到软件外包产业中来。三是高校就业引导,让一部分在校学生转移到软件外包产业中来。

许广德:从行业整体来说,优秀人才相对缺乏。因为优秀人才缺乏使得软件蓝领在外包行业使用还不够广泛。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人才流动频繁,人才流动是双刃剑,一方面活跃了软件外包人才市场,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短时间内也给企业人才技术积累带来困难。

目前中国大学每年毕业大量学生,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用人单位和培养单位缺乏沟通,学校学的知识,到企业不适用的问题比较严重,造成企业人才培训成本增加。所以建议企业主动和高校沟通,共同培养人才。大型公司自己办学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对企业来说,人才永远是瓶颈,尤其是对软件外包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更是如此。但过分强调人才瓶颈是没有必要的,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市场特点,有计划的培养使用适合自己企业的人才。做到市场、体制平衡的健康发展。

记者:人民币升值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会有多大影响?企业该如何应对?

孟林:对企业发展而言市场、成本和人才是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软件外包市场空间还很大,企业缺人不缺市场。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外包企业来讲升值的部分全部是企业的利润,企业必然会考虑降低经营成本,二线城市的优势日益明显,济南、西安、成都、武汉、重庆等城市都具有很好的人才基础和发展潜力,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由于地缘的优势,北京企业将开发基地转移到济南的情况日益增多。东方道迩、北京中讯、日立情报等公司都在齐鲁软件园设立了开发中心。

严隽珏:目前的人民币兑外币汇率的变化确实给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带来一些困难,对于这种市场变化,中国企业应该通过扩大市场和控制成本的方式进行应对。中国企业不能太注重表面文章,还是要脚踏实地做事,追求企业有质量的成长。

总体来说,现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我们企业的规模又比较小,对于东南融通而言大力发展软件外包,使之成为公司重要业务内容的战略不会受到影响。

杨林: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降低了我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印度,东南亚,南美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都和我国处于同一产品竞争链,我们的产品价格上涨,他们的产品就有了竞争优势。但我们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和在行业解决方案方面的优势,为中国企业加上了重重的砝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反而可能给了流程相对更加灵活、成本更为低廉的中国企业更多接触客户的机会。

彭壮壮:我们研究发现,近年人民币虽相对美元升值,但与其它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基本是持平或微降。汇率变化可能会增加欧美发包商进入中国市场的顾虑,但更多还是心理层面的影响。从目前的市场构成上看,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务主要还是来自日本,欧美发包商还处于考察和尝试合作的阶段。

宏观上看,中国服务外包业务总量依然在增长,市场未来的潜在需求依然很大。全球经济放缓,只会造成局部的影响。企业会更加注重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外包产业的基础在于全球性劳动力紧张和企业提升运营效率的需求。企业寻求外包是为了降低成本,也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人才、寻求更好服务的方式。发包商总会去寻找成本更低、环境更好、企业能力强、人才供给充足的接包地。

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纵深空间很大,随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商务成本提高,外包企业正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同时中国企业需要不断提高经营效率,在企业管理层面仍有降低成本的空间,中国企业成本上的优势还会长期存在。

陈传波:我认为人民币升值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影响是有限的。人民币升值的空间我认为不是很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有利有弊,弊在外包需求减少,利在增强了我们的竞争力。原因是发包者更需要降低成本,而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相反对印度和爱尔兰才是更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练好内功,加强管理和人才吸引。必要时可以吸引全球的软件领军人才,培训已有的人才。企业与教育机构在人才战略上紧密合作,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竞争力。

王新杰:这个问题比较大,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但从企业经营的一般规律可以肯定的是,积极寻求国内软件项目发包用户,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是应对人民币升值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有效对策。

许广德:我认为影响很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经济增长放缓,一方面是对软件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成本压力增大导致外包重要性增加。短时间内的表现是外包发单量减少,将来向成本相对低的地区发单量必然增加。

所谓大浪淘沙,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能锻炼一个企业。所以,企业应该认真面对,不断练内功。提高成本控制水平,扩展业务范围,提高开发效率。做软件外包业务,弹性很大,空间很大。

记者:您认为中国软件企业能否借助国内强大的制造业,形成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能力?中国软件企业如何与制造业企业有效互动?

孟林:从齐鲁软件园的情况看,跨国公司由于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而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为了更好开拓中国国内市场,本土化的研发必不可少。而对中国企业来说,发展服务外包与引进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日本的UNISYS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与国内的中创和华天两家公司联合开发了针对中国市场的专业CAD软件,产品的知识产权归属国内企业所有。很多国际大公司在国内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同时寻求国内企业进行合作,这促进国内软件和服务外包向高端领域发展。

严隽珏:对于中国软件业与制造业的相互融合,我个人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我认为对于中国软件企业而言,做外包业务是推进企业实现国际化的一条捷径,企业可以通过软件外包业务了解国际市场规则,为企业培养国际化人才,掌握国际上最新的软件开发和管理方法,在较短的时间之中使产品和服务能够与国际市场接轨。

东南融通正全力打造自己在金融领域的核心技术能力,同时通过与国外领先企业合作,代理其成熟的行业软件产品,进入国际金融软件服务市场,最近已经开始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金融机构进行软件开发的合作。

杨林:中国的制造业比较成熟,在管理上已经具有一大批中高层的管理人才和成熟的管理体系。中国服务外包其实是承接了“中国制造”的优势,中国有必要树立和突出统一的“中国服务”形象,让中国企业进入更广阔、更持续的服务外包市场。

彭壮壮:我认为不仅是制造业,也包括电信、金融等产业,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会带来很多机会,企业应该根据自身优势找到合理定位,各个产业都可以为软件外包发展提供机会。相信中国软件企业可以在市场中找到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例如在电信产业中,中国已经和国际接轨,在设备制造、服务运营等方面都达到国际化水平,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电信产业的整个产业链可能会带来大量软件外包的机会。

陈传波:前面我已经谈到制造业的优势地位有利于我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从概念上讲,我们有能力在某件事上做好,我们就有在另外一件事上做好的可能,因为做事的基本方法、民族性格上是相通的。未来软件业和制造业是密不可分的,制造业是软件的载体,软件是制造业的灵魂。灵魂和载体结合起来才形成鲜活的生命。既然制造业中心在中国,为什么软件业中心不能在中国呢?问题在于我们的软件企业负责人和核心团队对制造业了解多少,软件企业应该走进制造业,了解制造业,融合制造业。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借助制造业的优势来创造我们软件企业的优势。我们还应该走出去了解一下国外是怎么做的,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我们的软件企业还可以在资本层面上和制造业合作,形成利益相关的实体,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王新杰:我认为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与制造企业的融合是有空间的。软件外包企业的技术可以促进制造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制造业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软件外包需求。

许广德: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工作中没有实际接触到,因此也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

记者:中国国内同样存在巨大的软件外包服务需求,对于本土外包市场的发展您有何看法?您如何看待日本、欧美和国内外包市场对中国外包企业的价值?

孟林: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现在国内大型企业和机构的外包需求快速增长。但是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大型项目由于国内企业能力不足,主要给了国外企业。

目前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70%还是来自日本,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发包项目多数已经在国内完成项目设计,对于接包企业的能力要求相对较低。但是软件外包业务对企业能力成长、开发水平提高还是很有帮助。现在一些软件外包企业部分承接国内项目,是为了进行完整项目开发,提升企业能力。

国内企业缺少产品化软件,大部分项目是定制开发,由于客户不成熟和软件企业自身的质量管理不到位,导致软件企业项目做得越多,日后服务量越大,时间越久企业的利润越少。因此软件外包业务对中国软件企业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严隽珏:我个人观察,近年本土外包业务确实有了发展,但这一市场仍处在初期阶段。国内大企业和机构现在很多是人力外包需求,这需要承接外包的企业有很好的人力资源统筹管理能力,总体说国内外包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其实在国内的很多系统集成项目中,软件开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部分服务其实也算是一种软件外包,所以我更愿意说成是一种服务。这种外包项目需要开发团队具备较强的行业知识,不具备一定的行业经验是无法胜任的。

作为东南融通的外包团队我们也在考虑,为了提高工作的附加值,今后需要增加团队的行业能力,这也是很多国内软件外包公司的发展方向。

我对对日外包不是很了解,但与对欧美外包比较,我认为两者有比较大的不同。日本的外包项目模块划分精细,要求严格明确,技术人员如同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欧美外包项目中,整体外包项目较多,对企业的能力要求也较高,虽然现在纯测试的项目占比还比较大。在我看来,不论哪种业务都对企业有价值,这从中国企业的成长经历中也可以看出来。东南融通立足金融行业的深入开拓,外包业务是一个新的业务方向,东南融通为此还收购了美国软件外包公司。从长远来看,公司希望将软件外包形成的能力与行业软件开发的技术能力结合起来,以寻求更大市场发展空间。

杨林:中国拥有超过200万的日语人才,在承接日本软件外包方面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中国相对成本偏低、数量巨大的IT人才队伍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是吸引国外发包企业在中国进行战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中国许多外包服务企业都是国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子公司或合资公司。

彭壮壮: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主要的软件外包企业,除来自国外的外包业务外,都有相当比例的国内业务,这部分本土业务主要以系统集成为主。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市场发展阶段的原因,中国企业的运营维护和软件服务外包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对此需要有长远眼光。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长期看可以为企业提供很大发展空间,本土业务也有助于企业提高整体软件开发能力,开发客户资源,掌握行业知识。

陈传波: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国内软件外包市场是巨大的,也是我们软件企业发展的重要契机。国内大中型企业还有很大降低企业成本的空间,现在很多传统企业都有自己的软件开发队伍和信息中心,其实企业完全可以将软件项目外包出去,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不仅仅是软件外包,很多的服务性工作也可以外包出去。可喜的是新劳动法的出台可以逐步改变传统企业对外包的看法,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看到外包产业繁荣的局面。目前中国外包企业还比较散乱,政府要加强引导。经过市场的洗礼和政府的正确引导,我相信日本、欧美乃至中国发包商对中国外包企业将会刮目相看。

王新杰: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本土外包市场有“崇洋”的习惯,这对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是个挑战。软件外包企业应该积极学习欧、美、日外包市场的经验,通过国际软件外包业务不断提升企业的业务能力和经营水平,这对中国企业都是很有帮助的。

许广德:做日本软件外包业务可以培养日本式细致的开发管理并体会到日本企业的服务意识,做美国的软件外包业务可以学到软件价值体现方法。做中国软件外包有机会实践软件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通过承接各种业务有利于提高企业软件外包服务水平。

记者:在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您怎样看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

孟林:对于中国软件外包的发展前景,我们是乐观的。2003年齐鲁软件园开始大力推动软件外包的发展,过去几年中保持着年均50%以上的增速。中国经济正面临产业转型,国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政策会极大支持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中国软件外包产业一定会在全球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个人认为,大约10年之后中国软件外包产业会超过印度成为全球第一大软件外包承接国。中国的经济基础好,制造业发达,随着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各种经济发展的条件会越来越好。目前大量国外发包商来到中国,从齐鲁软件园的情况看,企业发展的载体已显不足,为了满足产业和企业发展需要,未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提升。

严隽珏:我认为,中国人勤奋、聪明,只要认准一个发展方向,不断努力一定会有所成就。目前虽然我们与竞争对手还有差距,但产业发展的前景光明。我们在经济发展、人才培养上的优势会日益显现出来。

现在中国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如同奥运会比赛中的金牌数量一样,十年之间中国的变化令世人惊讶。中国软件企业之间,如果能更好的进行协作,形成团队力量,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会有极大的推动。

同时,在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当中,我认为更需要一种国际化的视角,通过国际化的合作,收购海外企业,引进国外的技术和人才,中国会很快成长起一批优秀的国际软件企业。

杨林:福富软件公司主要从事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技术服务。我们所处的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国际化水平高,堪称GDP的绿色引擎。IDC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2008~2012年预测与分析》显示:近年来,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的规模和成熟度均保持强劲增长态势。2007年,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规模达19.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42.4%,预计到201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89.5亿美元,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5.3%。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传统产业不可想象。服务外包模式正大刀阔斧地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将带动一波全新的产业转移浪潮。

彭壮壮:对于中国软件外包未来的发展,我们认为不要过分看重国际竞争,宏观来看国际软件和服务外包市场的“饼”足够大,外包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还会不断扩张。印度存在着人才供给的问题,欧美发包商也会有风险控制方面的考虑。这些都会给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

在软件外包产业发展当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无法避免的,中国企业要形成差异化的优势,提高企业运营能力、语言技术能力和大型项目管理能力。就企业规模而言,中国的“万人企业”将很快出现,全球化运营是发展趋势,海外并购是中国领军企业必然要走的一步,但可能会非常漫长和艰难。中国企业自身运营管理能力提升也很关键,印度企业的成功在于他们非常关注企业运营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而不是仅仅看重企业规模。

陈传波:我对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发展充满信心,这个产业的前景非常美好。我相信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未来一定会超过印度和爱尔兰。

王新杰: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中国的。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和外包企业都将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软件外包企业规模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企业能力适合发包方、适合项目的要求。

许广德: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将不断提高,这对于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长期发展将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国内软件市场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世界级的软件外包企业。